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返城与“黑蛮子”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随着国家对“下乡知青”政策的逐步放开，许多当年被送往农村的城市青年终于有了返城的机会。然而，在这股返乡潮背后，却也涌现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暗流。那些曾经怀抱理想，吃尽苦头的下乡知青们，将过去二十多年禁锢的“走后门”风气玩到了极致。而对于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同龄人来说，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过异议。
回到1968年，国家发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山下乡运动。超过1800万的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广袤的农村，面对的是无法升学、无法就业的困境。这场运动，表面上看似是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，但实际上，它也让这些青年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，甚至成为了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。
C镇的知青群体有两大阵营，一派是来自S市的知青，大家称他们为“正规军”；另一派则是像我这样的本地知青。我们这些人从小就吃着国家分配的商品粮，不管文化程度如何，一到16岁，就被镇革委会从家里“请”下来，参加“插队落户”工作。我们开玩笑地称自己为“区小队”。
展开剩余75%其中，有一位S市来的知青，大家都叫他“黑蛮子”。他身材魁梧，五大三粗，浓眉大眼，外表看起来十分粗犷。记不清他究竟是在哪个生产队插队的，但大家都知道，他的存在，总能让周围的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定感。
S市的下乡知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他们喜欢去集市凑热闹，爱串门，尤其是去知青集体户。他们不时会即兴发挥一下“跳顶咚”（即刨地里还未完全成熟的花生、红苕，甚至去摘树上的成熟水果）。此外，有些知青晚上还会出动，去偷贫下中农家里的公鸡母鸡，手段简直是肆无忌惮。
至于“黑蛮子”，虽然他也爱赶集，却不像其他知青那样热衷于玩弄权术。他不像其他男知青那样为了追求女知青而互相争风吃醋，也从不主动去撩拨女知青的情感。黑蛮子总是独自一人，悠闲地在集市上漫步，偶尔伸手从老乡的背篓里拈一个果子尝尝，但他从不拿第二个。老乡们见他如此朴实，反而并不介意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附近几个乡镇的老百姓逐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每当“黑蛮子”出现在集市上，往常那些因争抢军帽、烟草而起的打斗声就会消失，甚至连因嫉妒引发的争吵也会变成低声的争论。有人说，“黑蛮子身上有包药”，意思是他身上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，能够平息一切冲突，甚至比公安还管用。
五年过去了，S市的厂矿企业多次到C镇招工，每次都有人代表去领取推荐表，生产队和大队也都在推荐表上盖了公章。然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这份推荐表都被公社卡下了。
第六年，黑蛮子父亲到了退休年龄，按照规定，知青父母退休后，能顶替自己的子女返城就业，虽然他已经不占招工名额，但依然需要经过推荐程序。黑蛮子将推荐表递交到公社，公社书记让他等待结果，然而好几天过去，仍然没有下文。
于是，黑蛮子决定回到S市，将事情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后愤怒至极，立即拿出原本打算为儿子婚礼准备的三百元，去钟表店买了一块梅花牌的进口手表，并要求售货员在发票上详细写下手表的型号和编号。
黑蛮子的父亲是厂里的一名技术骨干，工人中的劳动模范。在父亲的坚持下，厂党委书记沉默片刻，最后答应替父亲安排一番。而他自己的父亲，也因技术过硬而被厂里决定继续返聘，担任一些培训工作。
父亲通过糖票购买了“冠生园”月饼，把手表悄悄放进月饼盒里，叮嘱黑蛮子赶紧带回C镇。黑蛮子按父亲的要求，直接将月饼送到公社书记手中，声称中秋节快到了，特地从家里带来亲自定制的月饼。第二天，公社终于批准了黑蛮子的返城手续，他急匆匆地收拾行李，赶回了S市。
然而，过了一个月，市县联合调查组来到C镇，开始调查公社的情况。S厂的工会主席拿出了那张购买手表的发票，公社书记无法否认，最终只得把手表交给了工会主席，并解释说：“黑蛮子在知青中威望高，处理了不少棘手的纠纷，我只是想多留他几年，便于他帮助协调。”
那时，梅花表的价值已经超出了普通礼物的范围，足以视为行贿，公社书记因此被开除党籍，并调到外乡担任副乡长。此事迅速在周围的几个乡镇传开，大家都知道，为了招工、顶替、病退返城，S市的知青们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送出越来越高价值的礼物。有些女知青甚至含泪献出自己的身体，只为了让自己或亲友能够顺利返城。
这场复杂的“招工风波”，也在暗示着当时社会的腐败与不公，而知青们在这些年里所经历的种种，犹如一场漫长的历史闹剧，直到今天，依然令人难以忘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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