洛阳的夏夜不见清凉,蝉声压着热浪,风过竹影,却带来的是压抑。会节园本是大臣张全义的私宅,亭台掩映、荷香满池。911年夏天,后梁太祖朱温带病来此“避暑”,十余日不出园门。园门一关,风景便成了权力的背景板,一场令人不敢正视的羞辱,从屋檐下的阴影里悄然铺开。史书说得冷静:“全义妻女皆迫淫之。”写得如此直白,是因为笔者知道,任何修饰都徒增讽刺。
礼法在这里首先败退。朱温并不掩饰他对伦常的蔑视,甚至以此为权力的表演。张皇后死后,他索性不再立后,后宫空位反倒成了欲望的口袋。《新五代史》冷冷记下他“诸子在外,常召其妇入侍”,还点名郢王之妻张氏、康王之妻杜氏皆在“侍疾”名目下被召进宫。家法既可玩弄,臣僚之家自更不在话下。所谓“君纲”,在这位帝王那里只是让别人无从辩白的工具。
把会节园的门槛再抬高一些这十天并非偶发事件,而是一个长期习惯的延长——朱温以侮辱近臣来检验恐惧是否足量。张全义作为河南重臣,权位显赫,越是支柱,越要被敲打。若换个统治者,避暑应是恩典;到了他手里,就成了“君临”的活教材。皇帝住在臣下宅邸十余日,烈日不如人心焦灼,园中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上。张全义的选择,是装聋作哑。他的“听而不闻”,不是性情,而是算计。他明白,拒绝意味着灭门,沉默或许换来延续。史家给他留下两个字:“能忍”。看似淡然,实则沉重。
展开剩余82%张全义为何“能忍”,与他的出身与仕途密不可分。此人并非科第出身,早年随黄巢起事,后降朱温,方得以为河南节度使。节度使这一官职,源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强藩坐大的产物,兼有军政大权。到了五代,藩镇割据之风未绝,节度使不仅是边地军头,还是地方财权、兵权的总阀门。张全义能从叛军队伍折返,得朱温倚重,本就知道自己的根脚不稳。他的位置来得快,失去也会更快,于是用低姿态维持“可信”。会节园里,他的不作为,正是“可控”的信号。
后梁的建立,也是一种“合法性”焦虑的注脚。907年,朱温逼唐哀帝禅让,自立为帝,史称后梁太祖。所谓“禅让”,在东汉以来屡被强人借用为夺位的遮羞布——名为让位,实为强取。朱温一路从黄巢余部杀上来,功名是血洗出来的。他的属下对他更多是畏惧而非景仰,因为他们知道,这位君王多疑而狠辣,杀伐决断时不留余地。对这种人格而言,淫乱并非私人之恶,而是权术的一部分:杀是威慑,辱是控制,两者相互生发。
将张全义的隐忍放在更大的比较框架里,会更清楚它是乱世的一种策略,而非单个性格的怪状。宋初的赵普以谨慎著称,伏低做稳,遂得太祖太宗信任;汉末的刘表宽和,却被视为缺乏决断,任人牵制。张全义介于两者之间:治理河南有手腕,但不与强权相抵触。他的“忍”,不是为了日后翻盘,而是为了活着维持秩序的残片。这一层,常被后人忽略:不是每个“忍辱负重”都通向“卧薪尝胆”的戏剧性反转,更多时候,只是把家族从断崖边拉回半步。
以制度为底色,才能看懂人物的求存之道。五代十国的政权,靠的是军功与夺取,不靠文治礼乐。节度使和枢密使握着军政命脉,皇帝怕将,臣也怕君。张全义这样的地方重臣,手里有兵,朱温亦不放心。于是“君恩”常以“临幸”的怪态出现——既给你宠信,又要时时提醒你谁才是主宰。会节园事件,是这套制度逻辑的一次生动操作:在臣家办私事,借“避暑”之名,把礼法碾得粉碎。
史书对这些不堪的记录,采取的是冷笔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中写朱温,少写功业,多记恶行,笔法尖锐,意在存史以示戒。《旧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更是简要而冷酷,把“诸子在外,常召其妇入侍”这样的话直陈在纸面,让后人读来不寒而栗。“能忍”三个字给张全义盖棺,却不加正面褒扬,因为史家看重的是“礼”。他们在冷静叙述中隐含评判:礼坏则国坏,“君恶”不仅是私人崩塌,更是政治溃烂。
朱温的恶名,并不只压在女性身上。他的残暴同样触目。《旧五代史》多处记载他杀戮无度,猜忌成性,连亲子亦不免猜忌与残酷的阴影。父子关系因此扭曲到极点。郢王朱友珪起事,弑父而立。一个荒淫儿媳、疑惧子嗣的父亲,死于亲生儿子之手,五代乱象在这一幕上收束成冷笑。从907年逼唐受禅,到912年被弑,不过四年光景,迅疾得令人恍惚。有人说是报应,史家却更像是在陈述一个政治学上的后果:以暴立权,必两端受敌;以辱驭下,必令骨肉离心。
如果把时间拨回到那十日里的洛阳,张全义如何面对?他当然知道“家门不幸”四字之沉重。可他也知,反抗意味着把河南的军政局面拱手交给另一个更不确定的局面。于是他选择沉默,继续在朱温麾下处理财政与军务,维持一方稳定。朱温见他“驯服”,不但没迁怒,反而更倚以为臂使。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易:以个人尊严为筹码,换取家族与地方的续命。
此处可插一段小科普,解释为什么张全义的“忍”在当时被理解为“智”。五代之际,士族瓦解,门阀失势,取而代之的是军人集团与豪族新贵。评价标准从“礼义廉耻”滑向“能否控局”。“能忍”,在礼学者那里是羞字,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却被视作能持重、能避祸。张全义之后仍位高权重,正因他满足了强君对“可用臣子”的全部期待:不争权、不立派、不树威、能顶事。
与之对照的,是朱温对“家”的观念——他有家,但他只承认权力。张皇后死后不再立后,表面看是轻视礼制,实则是把后宫也纳入个人权力的私域,不容任何制度性牵制。儿媳入侍的丑闻,既是私德之败,也是他主动打破“父子—夫妇”秩序的一次政治宣示。父子失信,才有郢王朱友珪后来“夺位而立”的可能。乱世里,礼的裂口,总从最私密的地方撕开。
史官的笔法还暗含一个提醒:记录下这些细节,不是为了猎奇,而是为了追问制度失守的路线图。欧阳修等人偏重道德评判,后人往往读出“禽兽不如”的愤懑;但把《新五代史》《旧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合在一起会发现它们也在描绘一种互相塑造的结构——强君以暴御下,臣子以忍自保,恶性循环最终引来骨肉相残。会节园在这条链上,既是一个插曲,也是一个注脚。
把视角再放宽一点,对比不同时代的“忍”。赵普的谨慎,是为了完成制度重建;刘表的宽厚,一度被历史解读为无力决断;张全义的“能忍”,则是纯粹的生存术。他没有“卧薪尝胆”的后半段,没有“雪耻”的戏码。五代不是讲戏剧性救赎的画布,它更像是一块被重压折皱的绸缎,缝缝补补,能遮一时风雨,已是万幸。读到这里,人难免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:赞叹他的稳重,又为他失去的尊严哀伤。
当朱温被朱友珪杀死,朝堂上许多人心底其实轻松了一瞬。并非他们忽然有了超脱的善恶判断,而是那位以杀与辱维持秩序的君王终于从肩上卸下。新政权依旧动荡,风浪并未消退,但至少,有些旧账得以结清。历史尚未为朱温翻案,无论是宋人,还是明清学者,几乎都将他列入“乱臣贼子”的行列。盖棺定论固然有其时代的道德尺度,然从政治效果他的结局确是自毁:以恐惧凝聚的政权,往往死于更深的恐惧。
回望会节园,所谓“避暑”的十天,是一块时代切片:一个无所畏惧的统治者,以私德的坍塌来强化公权的绝对;一个见多识广的地方重臣,以“能忍”维持家国的残存秩序。二者叠加,构成五代十国最真实的肌理。人们常说“礼失求诸野”,可在那样的夏夜,野与礼都无处可逃,只有权力在场。
若要从这段历史里抠出一点反思,也许是这样:当权力习惯通过羞辱来证明自身时,它已经开始腐烂;当臣子必须以沉默承担一切时,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尊严就被抵押。朱温从907年踏上一国之巅,到912年死于子手,不过四年,快得像一次回光返照。他的故事提醒人们,强力可以扫平疆场,却无法弥补私德的深坑;张全义的选择则告诉我们,乱世的坚韧常常没有英雄的光环,只有“活着”的意义。
历史的纸页合上,字却还在燃烧。会节园的竹影里,既有君王的放肆,也有臣子的隐忍。隔着千年去读,仍能感到那股热气,和从热气里生出的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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